广发策略戴康：预计19年至少有2.5万亿元的额外财政空间

　　报告摘要

　　● 减税是一揽子的组合政策，除降低税率外还有多项举措可并行

　　借鉴里根、撒切尔及特朗普等海外减税实践，减税除了传统意义上税率下调，还包括加速折旧、投资减免、研发扣除、设备费用化、起征点上调等多项手段。从一揽子组合的角度理解全方位的减税政策，中国本轮减税实践亦已有所发力，已围绕上调个税起征点、个税税前专项抵扣、企业税收递延与减免、鼓励研发和设备投资、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几方面展开。

　　●减税的艺术在于平衡政策的红利与掣肘

　　从海外减税实践来看，减税中期能够激发企业投资修复、经济恢复增长。而当前市场对于减税的争议之一在于减税后给财政带来的“阵痛期”，里根、撒切尔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分别经历了2-3年的下滑，且进一步导致赤字率攀升，约束财政支出空间，而需要重新等待税基的扩大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回升。因此，减税的艺术就在于对于政策红利与实施掣肘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均衡。

　　● 减税政策的可行对冲——从“开源节流”两方面着手

　　实施减税的同时，可以并举推进其他对冲政策，形成 “缓冲垫”。从开源的角度，主要包括政府举债、结构性减税、以及发挥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里根政府曾通过大幅增发国债以应对财政赤字，而撒切尔通过结构性地对酒类、烟草、汽油等消费税加税，以及大力推进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为紧缩的政府财政提供了可观的支持；从节流的角度，主要包括削减开支、以及降低隐性福利，里根配套削减了进出口银行拨款、个别行业补贴等支出，而撒切尔大幅缩减福利支出，对公共服务和医疗保健的变革减轻了财政负担。

　　● 中国未来减税的空间、掣肘与潜在对冲手段

　　“强财政”的背景下，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17年达到84%，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赖度较美英更高，财政约束不容忽视。2019年财政政策宽松力度有望温和加码，财政宽松的资金来源包括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结转结余等，预计19年至少有2.5万亿元的额外财政空间。此外，我国也可以借鉴海外实践经验，从“开源节流”实施配套政策。首先，我国的结构性加税已经围绕资源税、消费税展开，未来房产税等机制的建立将继续推进；其次，可进一步发挥我国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以及适度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可为财政提供支持；最后，我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和行政化开支占比过大，存在压缩空间。

　　● 核心假设风险：减税方案及落地规划低于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

　　报告正文

　　引言：

　　我们在12月3日发布19年A股策略展望《冰与火之歌》，“冰”指的是企业盈利下滑，“火”指的是估值水平扩张，2019年A股的运行是比较清晰的，就是面临冰与火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抗衡。如果政策力量足够大，那么“火”能融化“冰”，估值扩张盖过盈利负增长的影响比如2005年、2008年、2015年，A股上行；反之，如果政策力量不够，“火”无法融化“冰”，估值扩张力度很弱无法盖过企业盈利负增长的影响，比如2012年。

　　19年“火”主要来自于减税降费政策、民企纾困政策和监管政策放松，本篇报告作为“冰与火之歌”系列报告的第二篇，我们着重关注减税。随着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的表述确认，市场对19年减税降费的期许度进一步上升。

　　减税是一把双刃剑，激发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消费活力的同时，也面临财政赤字与债务率攀升等约束条件。从历史来看，海外一些成功进行过减税实践的案例能够对于减税的成效与副作用提供启示，我们着重分析了美国“里根新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改革”时期以及特朗普推行的减税等典型减税实践，从回答四个核心问题入手，分析减税对财政状况的影响、减税带来的负面效果、以及为了对冲减税的负面影响政府能采取哪些对冲手段，对我国接下来减税降费的路径推演提供借鉴和启示。

　　预计未来中国减税实践将继续围绕增值税率下调等方向推进。对于潜在的增值税下调方案，我们也针对不同的情景假设做出A股整体及行业盈利的影响测算，我们将在“冰与火之歌”系列三中展开做出分析。

　　1减税是一揽子的组合政策

　　从一揽子组合的角度理解全方位的减税政策，中国本轮减税实践已有所发力。谈及减税，政策的争议向来较大。传统意义上的减税是对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征收税率的下调，直接减税政策会让居民和企业实际感受到税负的下降，但随之而来也会带来税收及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但从海外几轮减税的实践来看，减税政策是一揽子的组合工具，除了传统意义上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下修，还涉及税收递延、税收减免、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调整、设备投资费用化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从中国本轮减税实践看，亦已从这些方向有所发力。

　　1.1 里根、撒切尔及特朗普减税实践中的一揽子政策组合

　　我们选取美国里根政府时期、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实践作为参考，理解一揽子减税计划的实施方向——

　　(1)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加速折旧、投资减免、通货膨胀抵税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第40届总统，“经济复兴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减税。里根领导的共和党明确表示赞成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标榜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进行一场彻底革命，认为“供给创造需求”的核心是减税。

　　里根81-86年开始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及公司所得税，采取的方式主要有：

　　1。 直接降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14%和70%降为11%和50%)；

　　2。 通货膨胀抵税(1985年开始计税基数开始扣除物价上涨后实际收入)；

　　3。 提高免税额(1985年起个人实际免税额从1949美元提升至2480美元)；

　　4。 企业采取加速折旧，并降低小企业所得税税率，给予各种纳税优惠等。

　　(2)英国撒切尔政府：企业投资的税收抵扣、个税起征点上调

　　撒切尔夫人的经济主张与“供给学派”相似，认为应该放开政府干预，减轻企业税负，发挥市场自由活力。在这样的政策主张下，撒切尔政府同样把减税视为应对滞胀、振兴英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政策，并在整个任期内(79-90年)推行了坚决的减税政策组合拳，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税率、上调起征点、对于企业投资给予相应的纳税优惠等等，以全面激发微观企业的投资活力。

　　(3)美国特朗普政府：企业设备投资费用化、个人医疗教育等税前抵扣

　　特朗普税改是自里根税改之后最重要的税改，企业所得税的下调力度更大。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9月推出最新税改框架，经过参众议院协商后，最终于12月通过税改方案。根据该方案，未来10年将减税1.5万亿美元。

　　特朗普企业税制改革主要围绕大幅调减企业所得税率、设备投资费用化以及海外利润征税改革三方面进行重大突破。1。 税改法案将大企业所得税率从35%大幅下调到21%；2。 允许企业对设备投资进行一次性费用化处理而不是成本摊销；3。 对美国海外企业留存利润实行一次性征税，对应现金和非流动资本，税率分别是15.5%和8%，这为美国境外滞留利润平稳回归提供了一个机会；4。 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未来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将只需在利润产生的交税，而无须再向美国政府交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措施将更加惠及高税收人群。保留七档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最高档税率；个税、遗产税、医疗费用、儿童税收抵扣额等豁免额度增加，这些措施意味着此次税改更加惠及富人群体。

　　1.2 中国减税实践的政策组合

　　从中国本轮减税实践看，亦已从税收递延与减免、研发支出和设备投资费用化、固定资产折旧加速等企业税制调整，以及个税政策调整这些方向有所发力。

　　中国目前的企业税制改革主要围绕税收递延与减免、研发支出和设备投资费用化以及固定资产折旧加速几方面进行。1。 2014年10月，财政部完善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对特定行业购入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2。 2015年9月，财政部、科技部进一步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允许企业对新进设备投资进行一次性费用化处理而不是成本摊销，鼓励研发投资费用化；2018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加除比例提至75%的政策扩大到所有企业；2018年9月，财政部、科技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3。 2017年4月，国务院针对小微企业、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环境与新能源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税收递延与减免的力度。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2018年10月新版个人所得税法的施行将更加惠及广大人群。主要包括：1。 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5000元；2。 新版税率表扩大了低税率级距；3。 本轮减税中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

　　2减税的艺术在于平衡政策的红利与掣肘

　　减税中期能够激发企业投资修复、经济恢复增长。而当前市场对于减税的争议之一集中在减税后给财政带来的“阵痛期”，我们对里根、撒切尔减税实践分析发现，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分别经历了2-3年的下滑，其后才逐步企稳回升，验证“拉弗曲线”效应所示税基扩大带来的税收收入再度回升。因此，减税的艺术就在于对于政策红利与实施掣肘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均衡。

　　2.1 减税的红利：减税中期是有效的

　　减税通常发生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减税较为直接的红利是增厚企业税后利润、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激发企业投资活力和居民消费倾向，投资及消费水平的上修将带动经济复苏。

　　撒切尔减税中期对英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提振投资，改善经济困局。撒切尔减税英国税收结构中的个人收入税和公司所得税的调整力度最大，其带来的积极影响逐步显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提振作用较为显著，1979年英国投资增速和GDP增速双双阶段性触底，随后均迎来强劲反弹。

　　特朗普税改也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其中，设备投资费用化的减税政策将对企业短期投资有较强促进作用。当前美国企业利润稳定在较高水平、私人部门投资已有反弹，未来税改或将进一步促进美国企业投资的加速回升。此外，对海外企业留存利润一次性征税也将吸引资金回流，促进本国投资扩张。2018年上半年美国企业海外利润汇回规模超过4600亿美元，超过历年同期9余倍，海外利润征税改革将对企业投资和美股回购形成积极影响。

　　2.2 减税的短期阵痛与掣肘：财政收入短期下滑、赤字压力攀升

　　(1)英美经验均表明减税政策会造成税收与财政收入的短期骤减

　　里根减税政策短期内未能明显提振投资，经济82年二次探底，税收收入迅速下滑拖累财政收入锐减。由于81年下半年的里根减税政策多针对个人所得税，因此未能明显提振企业部门投资，82年的私人投资为负增长，拖累该年GDP增速二次探底。税率下调和税基增速不足导致82-83年美国税收收入连续两年下滑，由于80年代美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60%，因此税收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了美国财政收入82-83年的锐减。

　　英国结构性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由于实施了结构化减税(减所得税、但增收消费税等其他税)，撒切尔减税政策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绝对值的明显下滑，但是税收收入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都受到较大冲击。税收收入增速从79年25%的高位快速下滑至5%左右，财政收入增速从80年的25%降至92年的1%，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自82年以来持续下降。

　　(2)财政收入下滑导致赤字率攀升，约束财政支出空间

　　里根减税对财政收入端的冲击叠加政府同期对于财政支出(尤其是国防开支)的投入高企，美国赤字压力连续攀升。美国里根总统上任以来，一直大规模扩张军费支出，国防支出绝对额及占整体财政支出的比重均显著提升，收入压缩与支出扩大使81-92年的美国财政赤字连续扩大。后期里根政府试图通过政府采购提振实体经济复苏，但受赤字压力所限未能如愿。

　　撒切尔减税政策后，英国财政赤字短期内迅速扩大，赤字规模在79-84年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受益于撒切尔政府减税同期进行的国企私有化、收缩社会福利开支等多项政策，英国在结构性减税10年后成功实现财政盈余。但短期来看，减税政策后几年间英国财政赤字迅速扩大，1979年至1984年，英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了13亿英镑。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也造成财政赤字上行压力。美国财政赤字自2015年以来不断扩大，2018财年(17.10.1至18.9.30)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7790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新高。2018年7月18日，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白宫年中预算报告推测，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在2019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参众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此前预测，未来十年，减税法案将让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1.46万亿美元。

　　3减税政策的可行对冲——“开源节流”

　　事实上，各国政府在推进减税的同时，也采取了其他“开源节流”的举措，来应对财政收入的下滑，以及弥补赤字亏空。

　　3.1 开源：政府举债、结构性减税、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期

　　(1)第一个可行思路是增加政府举债

　　里根政府就曾通过大幅增发国债以应对财政赤字。“里根新政”时期推行大规模减税为主导的宽松财政政策，为了同时保持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只好通过大幅增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先后16次上调债务上限，使美国债务上限从9850亿美元提升至28000亿美元，同期国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大幅攀升。

　　而在当时美国大幅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债券供给大幅增加而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压力，美国当时的国债收益率仍在下行。究其原因，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化的货币，美国国债也是面向全球市场发行，全球市场容量较大，且当时美国债券购买者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也较强。

　　借鉴里根减税的经验，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政府加杠杆对冲财政收入的下行，近期美国财政部也表示债券发行速度将进一步加快。2018年10月，美国财政部预计2018年发债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2017年5460亿美元的水平，为2010年以来最高规模。

　　但目前美国的债务形势已不具备里根时期较大的回旋空间，中期内财政赤字承压，联邦债务继续扩张空间较小。里根任职期间，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仅在30%的低位，因而当时里根政府可以大量发行国债支持其减税与扩大军费开支并举；而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占比已经大幅飙升至90%，目前美国“债台高筑”的形势决定了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发国债的空间较为有限。

　　(2)第二个可行思路是实行有保有压的“结构性减税”

　　1982年起里根政府采取结构性增税措施进行对冲。里根政府先后出台了《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案》(1982)、高速公路税收法(1982)、社会保障修订案(1983)、铁路退休税收法(1983)、削减赤字法(1984)、综合预算调节法(1985)等实行税收增加。如1982年的《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案》提出：增加国内产品税与就业税、撤销、减少对耐用品在加速折旧上的优惠、加强税收征管、增强最低限度税。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也体现出了结构性增减税和调整的特点，如在降低公司税率的同时，取消了一些税收抵免政策，修改了1981年法案中提出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

　　撒切尔减税过程中也通过结构性地对酒类、烟草、汽油等消费税加税，来对冲削减收入税、所得税带来的财政压力。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任来推行《刺激预算法案》，其中曾明确削减收入税、所得税的原则，这两大类税种也是减税的重点，以达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目的。但自81年以来英国政府对消费税的征收却明显上升，对于酒类、烟草等消费品，以及汽油的消费税征收税率上调，使税收总收入不降反升。

　　(3)第三个可行思路是发挥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包括私有化改革等

　　撒切尔政府通过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提高国有企业活力的同时，也为财政收入提供支持。1977年，撒切尔政府首次“试水”私有化，销售政府对英国石油公司19%股权，换来2亿英镑的财政收入，自此拉开了国企私有化的大幕。1981-1990年，英国迎来国企私有化的大力发展阶段。私有化的企业由最初的造船、汽车、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生产部门领域，到电力、煤气等为代表的自然垄断公共部门领域，逐步扩大到教育、社保等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福利领域，全面铺展开来。

　　私有化出售的主要方式包括出让给职工及管理人员、公开发售股票给私营公司、招标方式引进购买者等等，出售后的企业会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革，或重新上市面向公开发行股票。这样的国企私有化方式不但帮助英国摆脱了国企亏损的困境，给予了这些企业“枯木逢春”的竞争力，同时高额的私有化收入也为紧缩的政府财政提供了可观的支持。

　　3.2 节流：削减开支、降低福利

　　里根政府试图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对冲减税冲击及财政支出扩大，但效果平平。为应对税收收入压缩及军费扩张，里根政府对其它社会福利支出有意削减。但由于削减项目集中于进出口银行拨款、个别行业补贴等影响较小的方面，而退休金、医疗保险等重要的几项开支均未削减，因此不能有效对冲，美国赤字率持续扩大。

　　相比“里根新政”，撒切尔政府实施大幅缩减福利，严控财政支出的 “一揽子”对冲政策，对冲作用显著，英国赤字率自1979年连续下降，最终1988年实现财政盈余。作为高福利，英国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一直较高。1979年英国福利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40%，增速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使财政背负沉重负担。撒切尔采取严格限制补助接受对象、严密监控社保基金、对公共服务和医疗保健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措施，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增速明显下降，对财政的负担明显减轻。

　　特朗普减税实践中也采取了一些“节流”措施弥补赤字，但立场与决策较为“纠结”，重大项目支出未见明显削减，预期对冲效果有限。特朗普对冲政策集中在削减政府机构开支、对外资金援助和福利项目开支。今年为应对更大规模的赤字，特朗普于10月提出新赤字削减计划，采取政府部门削减开支、小幅削减军费等措施，但又表示军队以及联邦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这几项重大项目开支将不会大幅削减。根据里根政府经验，可预期此举对冲效果有限。

　　4中国未来减税空间、掣肘与潜在对冲手段

　　4.1 19年财政政策宽松力度有望温和加码

　　“强财政”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赖度较美英更高，财政约束不容忽视。美国1981年减税之前、英国1979年减税之前，两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的占比约在64%-66%，而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17年占比依旧在84%，可见中国财政收入中对税收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减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的冲击不容忽视。此外，在近年来“保增长”政策持续加码的背景下，财政支出增速持续较高，因此财政依然是减税的强约束。

　　2019年财政政策宽松力度有望温和加码。财政宽松的资金来源包括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结转结余等，预计19年至少有2.5万亿元的额外财政空间，财政宽松的方向主要用于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及增加基建投资等。

　　预计2019年政策将加大减税力度，优化税收结构。2018年10月，个税起征点正式提高，2019年1月即将施行力度更大的个税专项附加抵扣，进一步释放个人消费；2018年5月，财政部下调制造业、服务业行业增值税税率1%，纳税人标准提高，并推出各类针对小微企业与科创企业的减税措施。2019年预计将进一步推进企业税费的下降，包括增值税率并档或调整、推出更多针对小微及科创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4.2 潜在的对冲手段可以为减税进一步打开实施空间

　　(1)适度提高赤字规模、提高专项债新增限额

　　随着资管新规落地，政府隐性债务监管趋严，因而政府更可能通过加大显性债务方式充实资金，预计2019年政策有望进一步扩大“开正门”力度，即同时提高狭义与广义赤字率。

　　狭义赤字方面，财政调节仍有余粮，预算内赤字规模或适度扩大。从狭义赤字率角度考虑，2019年财政目标赤字预计将较今年有所增大，以提振内需。除通过发行国债与地方一般债弥补赤字以外，还可以通过财政调节项腾挪财力。据广发宏观组测算，2018年预计可调入结算结余的调节资金至少12000亿元，假设2018年动用往年地方结转结余10000亿元，则2019年将仍有一定余粮以支持狭义赤字规模的增加。

　　广义赤字方面，提高专项债新增限额，大力推广项目收益类专项债的发行与品种创新。地方专项债偿付资金不必来自预算体系，因而扩大地方专项债新增额或是打开财政空间的较好选择。财政部鼓励部分地区利用往年未使用存量限额发行，以提升地区发债规模上限；亦鼓励各地试点推出各类新品种项目收益专项债，目前各地已经试点轨道交通、教育、医疗、水务建设等专项债，预计2019年专项债新增限额将较往年有大幅提高，且各地将着力于发行并创新项目收益类专项债。

　　但受到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制和地方隐形债务较高的约束，中国财政政策空间受到约束，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受到掣肘。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追责，倒查责任。这意味着终身追责制将限制地方政府举债意愿。而考虑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后，中国政府杠杆率将较当前的48%有所提升，或超新兴市场平均50%的水平，负债水平将限制地方政府举债能力。

　　(2)开源——结构性加税、及发挥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

　　与美国和英国的减税实践较为相似，我国已经采取了结构性加税的政策来调整税收结构，19年或将继续推进。近两年不仅有营改增、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针对技术创新的减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减税措施，与此同时还有结构性增税措施。

　　近两年的结构性加税主要体现在资源税、消费税等方面，未来或将围绕房地产税、奢侈品等领域讨论结构性加税。(1)为了保护环境并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央始终没有放松对两高一资产品的调控，并注重通过取消出口退税和提高关税等举措防范相关产品的过量生产。(2)中央还相继实施了燃油税改革和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大排量乘用车消费税税率以及土矿和原矿的资源税征税标准，更好地实现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标。(3)从2011年1月28日起在上海和重庆开展了房产税试点的推行，(4)2018年1月1日正式征收环保税，8月15日，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环保税纳税人申报入库96.8亿元，与去年同期同口径排污费相比，增收17.5亿元，增长22.1%。这些增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完善税制，同时对冲了部分财政缺口。

　　此外，借鉴撒切尔的经验，国有企业作为经济资的储备力量，具备经营优势、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能够给予财政大力的支持，未来也有望承担起更多弥补国内财政赤字压力的责任。

　　国有企业对公共财政收入贡献有两部分：应交税金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提高国企第二财政作用的主要方式有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以及适度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可为减税提供支持。2007年，发文规定各行业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在0-10%区间内。经过2011年和2014年的两次调整，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最高由此前的10%提高到25%。整体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较大；但上缴利润占国企净利润比例依然较低(8%左右)，具备增长空间。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外。2017年1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基本民生支出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统筹用于保障基本民生。预计未来国有企业利润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将持续增加。

　　2017年我国国有企业净资产50.3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在中央一直提倡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将部分国有企业资产，通过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给民间资本和外资，既可以获取相应的变现收益，还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为减税降费提供财力支持。

　　(3)节流——进一步缩减行政化开支

　　我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和行政化开支占比过大，存在压缩空间，撒切尔经验表明可通过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和削减行政开支压缩财政开支。

　　2017年我国经济建设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达到25%，与美日等发达相比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大。部分项目中行政支出占比过大，如17年农林水事务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超5%，财政供养人员过多造成我国财政的严重负担。按我国2017年的20万亿财政支出规模计算，减少20%的经济建设及行政支出即可释放超万亿的资金对冲减税。

　　参考海外经验，我国可通过裁汰冗员的方式减少行政开支，同时对财政支出占比较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削减支出的同时激发市场活力，引导就业转移，在不对经济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削减开支，达到对冲效果。

　　风险提示

　　减税方案及落地规划低于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

（文章来源：戴康的策略世界）